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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机场见证的重庆《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打响第一枪，当天写的现场报道题为《孔夫人爱犬飞渝》，新闻审查时被扣押。12月11日见报，只好将猛料混在小栏目“重庆风”花絮中，题为《伫候天外飞机来 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条》，加以醒目边框刊登。虽然关键词“孔夫人”被删扣，正文还保留两个关键句，一句含蓄铺垫，该来的没有来：“日来伫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按：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先生亦三次前迎，三次失望”；一句辛辣讽刺，不该来的来了：“昨日陪都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系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

　　王芸生对“飞机运洋狗”气愤不过，打响第三枪，终于点燃燎原之火。12月21日，迅速写了篇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发表在22日顶流的《大公报》上，借两天前九中全会决议发挥，巧妙地抖出丑闻，并尖锐地抨击：“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另闻此君于私行上尚有不检之事，不堪揭举”；“现在九中全会既有修明政治之决议，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

　　联大学生对孔祥熙的气愤未平，还有持续行动。后回到宿舍，连夜编出名为《四十年代》的壁报，称此次为“一六运动”。同晚，召开全市学生代表大会，每校推出代表3人，鄂西特委原副书记马千禾被推选为联大倒孔代表会负责人；有学生主张罢课继续抗议，没有通过。1月8日，联大学生自治会倒孔运动委员会邀集校内明社等23个团体组成倒孔运动后援会，请教授及参政员将倒孔运动情况报告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要求撤去孔祥熙职务，没收其财产。同日，昆明市学生联合会发表讨孔通电。

　　12月30日，《大公报》以“交通部来函”为题，在报末发表交通部长张嘉璈的更正函。更正函说明向中国航空公司调查的情况并辟谣：一、解释要人未接到的原因，“是日至香港与九龙间交通断绝，电话亦因轰炸不通，其未来公司接洽之乘客，无法通知”；二、箱子不是孔家的，而是“飞机尚有余位”，“将在站之中央银行公物尽量装载填空”，“决无私人携带大量箱笼、老妈之事，亦无到站不能搭机之乘客”；三、洋狗也不是孔家的，“至美机师两人，因有空位，顺便将洋狗四只，计三十公斤，携带到渝，确有其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在《“飞机洋狗”事件与打倒孔祥熙运动》文章中，经考证后判断，“飞机抢运‘洋狗’是一篇貌似确凿而严重违离真相的报道”，“张嘉璈的更正函所述是事实”。最重要的证人、证言来自亲历者宋庆龄，她和宋霭龄、孔令仪（宋霭龄长女）、赵蕙芳（宋霭龄女管家）同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港抵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俊义在胡佛档案馆保存的宋子文档案中第一个发现，1942年1月12日，宋庆龄亲笔致英文信给在美国游说援助的弟弟宋子文，并全文翻译和公开发表在《抗战时期的宋子文与宋庆龄——宋子文档案解读之四》上（《百年潮》，2004年第12期）。

　　昆明、遵义学生掀起倒孔运动的浪潮，分散了蒋介石很多精力。他就是要保孔祥熙，不愿向低头，反而怪罪爱国、反腐的学生。1942年1月9日日记说：“昆明联大学生反对庸之，此事已成为普遍之风气，不能不令辞去，但此时因有人反对而去，则甚不宜也”；“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10日日记说：“政客又想借《大公报》整顿政治一文，在各处运动风潮，推倒庸之，应以澹定处之。”

　　据郑天挺日记，1月11日，陈布雷奉蒋介石命令，从重庆打电话给昆明蒋梦麟，询问学生事件经过。16日，浙大学生发起“倒孔”。21日，陈布雷再次打电话给蒋梦麟，劝其推迟次日赴渝谈校务的计划；同日，蒋介石发电给蒋梦麟称，1月17日敌人广播“昆明学生四万反战”，叮嘱蒋梦麟切实注意。蒋梦麟判断联大学生不会再生事端，如不亲自向中央报告，恐怕谣言更多，且想直接找蒋介石解决北大经费困难，所以决定按原计划22日飞渝。

　　据竺可桢日记，1月30日下午，西迁至遵义的陆军步兵专科学校教育长张叔达收到蒋介石关于学校纪律须严加整饬的特急密电，立即召集遵义的党、政、军、学各界开会传达。蒋电严厉指责，“浙大学风不良，内部份子复杂，最近竟在遵义，并在湄潭南岸张贴标语诬蔑中央，破坏抗战。此种越轨举动，必为反动份子所主使”；又对竺可桢和浙大校方失去信心，明确指示，“以后该校学生之行动，应由步校政治部负责，秘密监察”，“对于该校军训教官，亦应在平时由步校每月定期召集会报、研究与切实指导”；遵义各校“再有及不轨行动或发生风潮，须与地方政府协力，并用军事管理学生，有随时处置一切之准备”，实质授权必要时可武力。

　　蒋介石最初怀疑国家社会党和精神领袖张君劢，挑唆学生发动“倒孔”，指责“反动派鼓动昆明各大学学生，以庸之为其目标。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张君劢之流可谓丧心病狂极矣”。有考虑彻底清除国社党，“对国社党之处治办法须彻底，否则不如暂缓”；最终还是决定“先礼后兵”，即通过张君劢弟弟张嘉璈劝说兄长，“勿再作无聊举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12日、13日）张君劢否认后，蒋又转而怀疑张君劢的朋友、国社党另一骨干罗隆基。

　　昆明和遵义中，相当多的三青团团员成为“倒孔”积极分子，蒋介石极其不满。1月24日日记说：“本周最使人忧愤者仍为西南联大所鼓动之，我青年团干部糊涂散漫，一任反动派从中利用与主使而昏昧不悟，事事几乎非余亲自设计与拟稿不可，实足为本党前途忧也。”25日日记说：“青年团干部幼稚昏昧，是皆余不能善教之道，愤激悲伤何为耶！”26日上午，蒋介石认为三青团干部“投机、官僚”，为此大发雷霆；下午，痛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投机无智”。杨天石分析，所谓“投机”，指的就是部分三青团员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