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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1月《边疆文艺》创刊时，我还是一名系着红领巾的初中学生。位于长江边上的母校万县一中，文学氛围很浓，从这所学校走出了颇有影响的诗人方敬、杨吉甫、美学家蒋孔阳等。当时已在诗坛初露头角的青年诗人胞兄张永枚也是从这所学校走出的。受他们影响，小小的我对文学就有浓厚的兴趣。课余时间，几乎都在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度过。大约是临近期末的一天，我看见期刊架上在《人民文学》《文艺》的旁边，有几本刚创刊的《边疆文艺》。特别显眼的是创刊号封面上阿诗玛彩色头像，这对于内地的一名文学爱好者，有着极大的吲力，便取下来翻阅起来。当时年纪小，对内容没有详细看，但封底那首花灯音乐《十大姐》却印象鲜明，因为前不久学校业余文工队青年女老师在周末晚会上，表演了她们从这本刊物上抄下的花灯词曲，排练成了歌舞。创刊号上发表的冯牧的散文《这里永远是春天》等作品，在当时就在全国造成了巨大影响，那是后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艺事业。在《人民文学》创刊时，毛主席就应茅盾的请求，为《人民文学》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云南的作家诗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热情放歌新时代、新中国、新生活，创作了不少散文、诗歌、小说，但没有发表的阵地。起初，省委领导决定在《云南日报》上每周出一版“文化生活”，实际上就是《边疆文艺》的前期。“文化生活”发表了不少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业余作者的文艺作品。彝族青年作家李乔发表了纪实小说《拉勐回来了》，通过了佤族头人拉勐进京观礼前后的故事，作品矛盾冲突一波三折，拉勐等人物形象性格鲜明生动，作品一发表，就好评如潮，还被《人民文学》转载，获“抗美援朝征文”一等奖。由于文化生活版面有限，不少作品一时难以发表，省委应云南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求，决定创办一份省级的综合性文艺刊物《边疆文艺》。在省委、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国作协昆明分会主席、诗人袁勃负责，成立了《边疆文艺》创刊筹备组，主要成员有：谭碧波、黄铁、王松、李鉴尧、洛汀、柏鸿鹄、杨昭、蓝芒等。他们首先学习了省委关于创办《边疆文艺》的批示：“既然名为《边疆文艺》，就应该名副其实地反映云南现实斗争面貌，显示出边疆特色。”决定这本刊物立足云南、面向全国，普及为基础、提高是方向，创作与理论并举，专业与业余并重，发掘整理各民族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突出边疆特色和民族风格。这也成了《边疆文艺》当时的办刊宗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边疆文艺》这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云南省级文艺刊物，就像春城大地那多彩灿烂的山茶花，在1956年1月创刊绽放了。

　　鉴尧还告诉我，黄铁非常注重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她与刘绮、公刘等深入路南圭山等地，搜集整理了著名的撒尼人民间长诗《阿诗玛》。当时应邀来云南为《阿诗玛》作插图的青年画家黄永玉，在他创作的插图中，最吸引人的是那幅戴撤尼人头饰，民族特色鲜明，非常传神的阿诗玛版画头像，被大家拍板定为创刊号封面图。而刊名是集鲁迅手迹字体组合成的。这期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冯牧的散文《这里永远是春天》和还是部队彝族青年作者张昆华的组诗《思茅组诗》。

　　创刊时期的《边疆文艺》，因一次阅览室与它的邂逅，作为一名学生中的文艺爱好者，我用从父亲给我的零用钱，个人订阅了《边疆文艺》，直到1965年上半年，我从四川大学毕业前夕，才停订了。因此对五六十年代的《边疆文艺》发表的作品印象深刻，至今我可以如数家珍地说出当年《边疆文艺》和后来的《大西南文学》，如今的《边疆文学》所发表的优秀作品与作家，这在前些年我应《边疆文学》所约写的《砥砺奋进40年的〈边疆文学〉》《一本刊物的红色记忆》《翠湖琐记》都有记述，这里就不重复了，但有的重大事件，在《边疆文学》70年的历程上，却是值得重视的。

　　记得1978年春天，省委支农工作团的副团长李鉴尧在和我这个工作团的小秘书聊天时说道，《边疆文艺》创刊于那个充满激情的火热年代，创刊不久，党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1956年4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双百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鉴尧无不感慨地说《边疆文艺》创刊欣逢其时，遇上了一个好时代。当时云南边疆的各民族作者，热情支持刊物，少数民族歌手赞哈如康朗甩、康朗英等放声歌唱；一批年轻的部队作家诗人徐怀中、彭荆风、柏桦、周良沛、郭国甫等，撑起刊物“半边天”；全国的文学大师、名家纷纷来云南、写云南，名师大家的作品为刊物增光添彩。

　　鉴尧说，为适应“百花齐放”时代文学艺术发展的新形势，《边疆文艺》把原28开本的刊物改版为16开本。还提出了“标边疆之新，立民族和人民之异”的口号。编辑部研究决定，致信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诗人、戏剧家郭沫若，问答“双百方针”的有关问题，他在《答〈边疆文艺〉编辑部问》中，论述了“双百方针”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互为表里的关系，很有见地。后来他又应编辑部请求，欣然挥毫为《边疆文艺》题词：

　　从当年的《边疆文艺》我们可以看到，一批大家名师纷纷来云南，他们是郭沫若、田间、徐迟、肖三等。他们的诗文发表在刊物上，《边疆之艺》一时洛阳纸贵。1956年8月《边疆文艺》发表徐迟的《滇池》（外三首），是新中国成立后外界诗人最早写云南的诗歌。他那首《透明的空气》写云南“高原的空气，是一片透明的空气……人呼吸了它,人也透明。”还有用“美丽、神奇、丰富”来概括云南，成了以后云南的代名词。郭沫若发表在《边疆文艺》1961年2月号的《诗五首》不少作品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如《登大观楼》“果然一大观，山水唤凭栏。睡佛云中逸，滇池海样宽。长联犹在壁，巨笔信如椽。我亦报襟久，雄心谥两间。”成为写大观楼的经典。他写云南的茶花诗“艳说茶花是省花，今来始见泛红霞。人人都说牡丹好，我道牡丹不如茶。”

　　当时，我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整个高中到大学时期，订《边疆文艺》，读《边疆文艺》。刊物鲜明的边疆民族特色，在全国的文学期刊中，可谓独树一帜，让我对云南边疆产生了无限的向往。大学毕业时，党号召大学生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填报毕业分配志愿时，志愿表的三个志愿栏上，虽然有中央和省级单位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我却分别填上了西藏、青海、云南。全部为边疆省区，就这样，我来到了美丽、神奇、丰富的云南。

　　我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是学文学专业的。自从中学发表处女作后，大学期间除认真完成学业外，也坚持业余创作。五年大学中就业余创作在省、市级报刊发表了三四十首诗和一些散文、文艺评论。我选择到边疆工作和边疆生活，梦想是到《边疆文艺》这样的单位工作。谁知到昆明向省人事局报到后，等了两个多月，到具体工作单位报到却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半工半读学校。因为当时主席出访东南亚在昆明发表了全民办教育，工矿企业都要办半工半读学校的讲话。当时，甚至一个小小的热水瓶厂也办这样的学校。缺少师资，我们系分在昆明的同学，就这样像刨堆一样，刨到了这样的学校。大学时期的文学梦破灭了，但一边面对现实，一边仍坚持自己的业余创作。我把诗投给《云南日报》文化生活副刊大多发表了，甚至100多行歌颂英雄王杰的朗诵诗，被发在文化生活的头条。在一个礼拜天，我去翠湖玩，经过省文联大门，见文联红色门牌旁，还有一块《边疆文艺》蓝色牌子。我在门前仰视了一会，便萌生了投稿的念头。晚上回到住地，待同室的杨老师打着呼噜进入梦乡后，我把刚看完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合上，一口气写下了2000多字的短评，装在一个剪开角的信封里，第二天早上投进邮箱，想不到就在这年12期的《边疆文艺》的评论栏发表了。欣喜中对这份刊物的感激之情，渐渐化为要用更多的“小砖头”，去敲开它的大门。元旦后我又给它投去了一篇评论，发表在刊物第四期上。这时取消了稿费，编辑部给我寄了浩然的《艳阳天》作为纪念，上边盖有蓝色的“边疆文艺赠”的横条印章。后来多少书都弄丟了，这本书还保留至今，每当见到它，我都会想起《边疆文艺》以稿质取稿的优良作风和对一名无名作者的关爱。

　　不久云南省文联召开传达中宣部有关文件精神，《边疆文艺》给我发来通知，让我参会。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陆万美、李鉴尧、晓雪、洛汀等。会议结束李鉴尧把我留下，和我聊了一会，鼓励我“你是有文采的，发表在《云南日报》的诗我也看了，今后也可以给我们投些创作稿。”他的鼓励，使我激动不已。不久我写春天的一首《春潮澎湃》投去，可是刊物在6月份停刊了，停刊前，编辑部还给我写了一封退稿信，说本来留下拟用，现在刊物停办了，你可以另投他处。诗虽然未发表，但他们对一名业余作者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十分感动。

　　正是这份感动温暖着我，在整个动乱时期，我虽受到批判，甚至发配到公司农场放牛，我都没有放弃一个业余作者的文学梦。我在农场山上写的诗，照样投给《云南日报》，还发表了不少。1972年5月我写军民关系的叙事诗《桃树林里》在《云南日报》为纪念毛主席《讲线周年的副刊头条发表，想不到这首诗却被一直在办、对外发行的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译成英文、法文、分别发表在英、法、中文版上。道林纸彩印，十分漂亮，发行八十多个国家，不久他们又翻译发表了我写建筑工人生活的《小小工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作者，就这样引起了文化部门的注意。当时《边疆文艺》虽然仍未复刊，但省文化局创作室为适应新的形势，把《边疆文艺》下放在“五七干校”的李鉴尧、杨昭、刘绮等人调回创作室，从部队转业的业余作者李钧龙也被调来，几乎都是原《边疆文艺》的人，来办一份《云南文艺》。他们放眼全省招人，由于我发在《中国文学》的诗，引起他们的注意，加上鉴尧早就知道我，我也被调到创作室任诗歌编辑。为了培养我，鉴尧出差西双版纳都带着我，他任省委工作团副团长到西双版纳支农，也带上我作为工作团秘书。我将在西双版纳的经历创作了一本诗集《边寨花月夜》，成为当时云南青年诗人中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中国青年出版社从中选了五首，编进“文革”结束后的首部《青年诗选》。

　　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峨山彝族农民作者普飞，少年时代参加革命，读了点文学作品，就想把“枪杆子变成笔杆子”，复员回乡后当农民，写了一篇《汽车来了的时候》的小说，寄给重庆的《西南文艺》被退回，他没有灰心，修改后改题目为《我的舅母》投给创刊不久的《边疆文艺》，让他万分欢喜的是在7月号上发表了。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从此后，《边疆文艺》就经常联系他，还请他来昆明听全国青创会精神的传达。他跨进翠湖二号大门时，迎接他的女就大声对大家说“普飞来了”。她就是当时的小说组长柏鸿鹄，普飞小说的责任编辑。会后留下来还有几个编辑专门和他谈创作，怎么把生活故事变成小说，普飞有灵气,一点就通，回去后有空就在堂屋走来走去构思，在他碰到困难时，柏鸿鹄和冯永祺还专门到峨山来看他，一起给他讲如何突破自己，普飞受到启发，他把新写的小说投给《西南文艺》就发表了。受到鼓舞的普飞，又一口气写成小说《门板》，他写完后很得意地想，“彝族的作品真见水平了。”想不到在《边疆文艺》发表后，被文学大师茅盾看见，在他的《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中，点评《门板》：“它像一篇优美的小品，不，也可以说像一首抒情诗。”普飞受到极大鼓舞，他的创作有了质的飞跃，李鉴尧说普飞是以《边疆文艺》为起点飞向全国的。

　　杨苏在中学时代就爱好文学，参加边纵后，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成为支队政委。紧张的战斗生活之余，也写点散文，收集些民间故事。1958年还邀请他出席中国文联召开的全国民间文艺工作座谈会。去北京前他住在《边疆文艺》招待室，晚上李鉴尧来看他，问他为什么不给《边疆文艺》投稿，接着二人便谈起阅读古今中外小说的体会，鉴尧离开时，又向他约稿。杨苏有点兴奋，一直睡不着，构思了一篇短篇小说，他连夜写成，第二天离开前，亲自交给了李鉴尧题为《快慢之间》小说，小说发表了。他看到几个关键地方都有修改，专业人一看就明白，不改这几个地方，还真不能发表。后来他又把新写的《亲如兄弟》寄给编辑部，李鉴尧看后，比《快慢之间》好多了。冰心看到后还作了点评，说给她“很深刻的印象”引用了一些段落点评。1959年《边疆文艺》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组织献礼作品，李鉴尧写信给他，希望他创作一篇有民族特色，又有艺术亮点的小说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他把写好的短篇小说《求婚》寄给刊物，很快在刊物4月号的献礼栏目头条发表了。李鉴尧写信推荐给《人民文学》又转载了。同时杨苏还创作了一篇《没有织完的筒裙》，他先寄给省外某刊物，被退稿。他认为退稿意见不一定正确，就把它寄给了《边疆文艺》。李鉴尧一看，拍板叫好，把它发表在十月号的国庆10周年献礼作品专号上。这篇作品一发表就引起文学大师茅盾、叶圣陶、冰心的高度评价，杨苏真正走向全国成了一名有影响的白族作家。杨苏后来写他与《边疆文艺》的文章中，对《边疆文艺》编辑的敬业精神，给予高度评价，他特别写到洛汀为评论他的小说，高度近视下，看他作品不休息。尤其让他感动的是洛汀还把他在全国各地发表作品收集起来，编目成册，说可供今后研究云南民族文学史参考。他甚至写到冯永祺、柏鸿鹄来向他约稿时，都穿戴讲究，没有把他当乡巴佬。说从一些细节，都可以感受到《边疆文艺》编辑的敬业精神。

　　后来在商品大潮冲击下，《边疆文艺》发行量下滑，冯永祺担任主编以改革的眼光拟把刊物做大，改名《大西南文学》。但老传统的出作品出人才的精神一直延续着，《大西南文学》改刊第一期就推出了哈尼族青年作者艾扎的中篇处女作《红河水从这里流过》，接着又推出哈尼族青年作家存文学的中篇处女作《火之谷》，同年第七期推出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中篇处女作《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三个中篇处女作在云南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诗人、评论家晓雪发表评论《三个第一，可喜可贺》。

　　从《大西南文学》到1995年更名的《边疆文学》和21世纪的《边疆文学》，处在严肃文学刊物受到冲击的下滑时代。在《边疆文学》差点被改成以“吃喝玩乐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大文化刊物”时，我一面召开会议，听取一些人对改刊的尖锐意见，又心有不甘地向上级领导反映不能砍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这份最早创刊的文学刊物，最后惊动了省委领导，时任省委书记亲自到省文联为《边疆文学》定位，肯定了《边疆文学》的重要地位与重大价值，《边疆文学》重新站了起来。在新时代的办刊人共同的努力下，出人才、出作品，办出了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曾两次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宣部举办的全国评刊中，获得了“双效期刊”、全国“百家重点社科期刊”的荣誉，并获得了认证标识。

　　经过风浪冲击站立起来的《边疆文学》，推出了许多在全国有影响的各民族的作家诗人，其中有许多故事，不是本文可以承载的。在最近云南文艺评论家协会、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为我新出版的一部文艺评论近作选《伏枥论集》的新书分享会中，晏中、李仕良、郑明、沈洋、刘建华、胡廷武、张昆华、潘灵、鲁若迪基、胡性能、陈洪金、李秦槟、王海东、师师、黄豆米等10多位领导、作家、评论家以生动的事例或个人的文学历程，呈现了《边疆文学》在发现培养各民族的优秀作家、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例如荣获鲁迅文学奖的夏天敏，他第一次发表在全国性选刊的《作品与争鸣》头条并配我写的评论的《随水而去》，是我们直接推荐给刊物的，他第一次上《中篇小说选刊》的《牌坊村》也是我们写信给主编推荐的。在他荣获鲁奖前，就先后获过云南省文学艺术奖和七次《边疆文学》奖。没有到会的吕翼、张稼文、米切若张、张伟锋、周祖平、和四水等也通过发文或言论，以他们的亲身经历，真实地再现了他们和《边疆文学》的许多故事，就不一一叙写了。

　　经历了70年风雨历程洗礼的《边疆文学》，新一代的办刊人总编辑潘灵、副总编辑李朝德和各位编辑同仁雷杰龙、龙宗武、何睿、苏钰琁、田冯太等，在继承《边疆文学》光荣传统的基础上，以更加创新开放的胸襟，使“突出边疆民族特色，发现培养各民族文学人才”为宗旨的老刊物，焕发了青春活力，向着更高、更新、充满活力的“边疆作家高地 民族文学家园”的目标迈进，不断创造出新的奇迹。好作品层出不穷，各民族新的文学优秀人才不断涌现，在全国重点期刊上的转载率创历史新高,仅去年就有40多篇作品被转载，有的小说如沈洋的中篇小说《易地》、沈力的中篇小说《白桔》还被改编成电影，使刊物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我作为一名《边疆文学》的老编辑，感到无限的欣喜。在此我深深地祝福她，我心中的《边疆文学》在迈向80年、90年、100年……的新征程上，永葆活力，不断攀登文学期刊高地，创造新的辉煌。

　　【张永权，当代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编审职称。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原理事、云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边疆文学》原主编，曾任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鲁迅文学奖评委。著有诗集、散文集、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集29部，800多万字。多部作品获省部级以上创作、评论奖。部分作品译成英、法、泰文发行国外。2006年云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共同授予“云南省文学艺术成就奖”。】